藏北毛织物上呈现的传统纹样

在被誉为“世界屋脊”的羌塘高原，探索一种既顺应自然法则又适应自身生存与繁衍的生产模式，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然而，藏北的先民们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懈的探索，终于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找到了以牲畜为核心的生存之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他们将金银或贵重装饰物转化为便于携带的服饰、马具和兵器，以适应他们的迁徙生活，而不仅仅是作为摆件。而“毛织物”以其轻薄、便捷、耐用的特性，成为了藏北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首选，并贯穿于藏北游牧民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连，几乎涵盖了所有生活需求，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黑帐篷文化，成为草原文化的载体和审美价值的艺术表达。

藏北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与藏南农耕文化的内敛、稳定、中庸和重礼仪教化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牧民自由豪放的性格和高原独特魅力给予的艺术素材，以毛织物为媒介创造出了具有自然性、原创性、象征性、地域性、装饰性且充满活力的高原游牧艺术风格。

在藏北游牧民族坚守着一条核心的生产哲学：在保护自然原始生态的基础上，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牧民与草原上的生灵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系，这些动物不仅是他们生存的伙伴，更是藏北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恰恰在藏北毛织物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本土食草动物”是藏北毛织物上的核心主题。其动物身上的敏捷、勇猛、耐力和速度是他们所崇敬和渴望拥有的品格。因此，动物形象通过夸张或变形的手法在游牧艺术中反复出现，成为游牧部落的图腾和象征，展示出具有区域特色且原创游牧艺术。这体现出藏北游牧民族对动物的无限热爱，而这种热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文化血脉。

藏北毛织物上的传统动物纹样涵盖了公鹿与母鹿、藏羚羊、藏原羚、鱼、蛙、孔雀，以及多样的鸟类。这些纹样多以温顺的本土野生动物为原型，与北方和中亚游牧民族喜爱刻画的猛兽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藏北游牧民族极为崇拜白头鹞和草原狼等高原猛兽，但这些动物的形象在毛织品上的出现却颇为罕见。

在藏北游牧民族的毛织物艺术中，动物纹样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主题位置，其中野牦牛、藏羚羊和藏原羚等动物纹样不仅特色鲜明，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展现了牧民们对自然生灵的深刻理解和细腻情感。藏北毛织物上的动物纹样题材较为单一，主要展现“静态单体直立或蹲踞的本土食草动物”，在写实基础上逐渐转化为图像化、几何化、程式化的装饰风格，深受本土文化影响，展现出浓厚的民族原创因素。

首先，藏北毛织物上的动物纹样多以草原上的温顺“食草动物”为主，如鹿、藏羚羊、藏原羚、马等，而“杂食动物”如鱼、蛙、孔雀等也偶有出现。然而，在传统的动物纹样中，凶猛的肉食动物则较为罕见。

其次，这些动物纹样通常呈现为“静态”美，陆地上的食草动物多以正侧面的直立姿态、回首或跪坐等姿势呈现，而杂食动物如鱼和蛙则以俯视视角的趴窝姿势呈现。

再者，藏北毛织物上的动物纹样多为“单体动物”，主要在褐子织物上展现。在编织动物纹样时，经线的数量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得少于13条，这是为了确保动物纹样的完整性和清晰度。

此外，组合类动物纹样在藏北毛织物上较为罕见，目前所见的仅有公鹿和母鹿的组合，以及藏原羚的组合。

动物纹样的表现手法上，藏北毛织物主要通过粗细和长度不一的线条组合来捕捉和表现动物的特征，如藏羚羊的角直而细长，藏原羚的角弯曲而短，马的粗短鬃毛等，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骨骼式”的艺术特征。

最后，藏北毛织物上的动物纹样还通过“几何化”的手法来表达，例如“仲密玛”（འབྲུང་མིག་མ། /野牦牛眼纹）虽然是菱形纹，但象征着牦牛的勇猛、智慧和力量。还有“企杰玛”（ཁྱི་རྗེས་མ། /狗掌纹）作为点缀纹，“齐呐”（ཁྱི་སྣ། /狗鼻纹）作为折线纹，它们不仅代表了“狗”的形象，更传达了忠诚和灵敏的品格。这些纹样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毛织物的艺术表现力，也体现了藏北游牧民族对动物特性的深刻洞察和艺术创造力。

藏北毛织物纹样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和发展，需要在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创新传统纹样的应用方式和强化品牌意识，并通过有效的市场包装宣传来拓宽市场，让更多的人欣赏藏北游牧艺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代替毛织物的工艺和技术越来越丰富等因素，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在保护传统工艺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和设计理念，实现游牧艺术的高质量传承和发展。比如，将毛织物的纹样与现代服饰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服饰产品，满足当代消费者的需求和现代审美观念；增强毛织物品的品牌意识，进行国内外市场包装宣传；将这些传统纹样作为包装设计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让传统纹样给包装设计带来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氛围，为产品增添文化内涵。